问题一：你认为“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对于优化博士生培养过程、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有怎样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出台博士生分流制度。据你观察，目前相关政策实施情况如何？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要提高博士生质量，就要让有能力、动机强的博士生继续攻读，让能力差、动机较弱的博士生离开读博的轨道。分流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渠道，虽然这是国外高校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操作难度很大，近年来也有一些高校试图用一些变通的方法加以突破。
分流制度有了，但高校在实践中的做法是加强质量控制，通过增设多个环节加强筛选功能，而不是一次性筛选学生，从而在客观上达到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效果。比如，学生综合考试过不了，不能接着往下读。从前开题只有一次，现在开题过不了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预答辩不通过，就无法进入最终的答辩环节。增设的环节都起到了分流作用，所以学生到最后一关才被分流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李锋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更灵活的博士生培养机制和多元化毕业路径，确保有能力和兴趣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进而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质量。
同时，该机制也希望能让博士生根据个人兴趣、能力和职业规划进行多向选择，尤其给了博士生中途调整学习目标和职业规划的选项，从而减轻博士生的压力。
不过，目前该机制的实施还在进一步探索中，这背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博士生认为如果分流了，自己前期努力就白费了，因此不愿意被分流；导师则认为自己的博士生如果被分流，就缺少了科研助手，因此也会产生抵触情绪；培养机构在学生与导师都不主动的情况下，也很难主动推进博士生分流。
包水梅（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有助于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导向性的博士生培养环境，打破以往“进入即完成”的培养模式，引导博士生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潜心科研，促使导师和学生更重视有效的研究产出和长久的学术发展。同时，多向选择为博士生提供了更灵活的职业规划路径，避免了过度追求学术职业的单一性，有助于他们在不同领域实现自身价值。
近年来，一些高校已经在积极探索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但相关政策执行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目前对博士生的分流淘汰主要为自然淘汰和被动淘汰，比如清退超学制学生，但由于未健全对博士培养前两年的考核鉴定与规划建议机制，增加了培养高校和学生双方的投入成本，也限制了分流退出机制作用的发挥，导致实际被分流退出的博士生数量仍较少，博士生分流机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科学性的整体实践。
彭湃（华中科技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分流退出主要是针对直博生而言。直博生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阶段，科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同时，直博生的科研从业意愿与学术志趣在就读期间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更大。有些学生直博后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科研。
因此，个人认为国内相关政策不一定要仿效美国的制度。美国的本科直博制度以及分流机制的广泛实施有其基础，但目前国内尚缺乏基础。特别是高精尖缺领域，国内学生读完硕士去企业就业拿高薪的可能性更大，更难以实施直博制。
我国将研究生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是合理的，如果学生在硕士期间表现优异且科研从业意愿较高，那么申请硕博连读就可以，或者读完硕士后再通过申请考核进入博士阶段。如果没有科研意愿和能力，硕士就是这些学生的终结性学位。本科生直博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等直博后发现不适合读博再分流的实施成本更大，包括学生的心理成本、导师的学生流失成本等。
刘贤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分流退出与多向选择对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虽然分流退出机制对博士生而言是一个“压力源”，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博士生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帮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成绩与不足，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学业和职业。
其次，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出于何种读博动机，并非每名博士生都适合读博，“导生错配”问题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因此，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能让相关博士生群体及时“止损”，避免沉默成本效应和导生关系问题所导致的“资源损失螺旋”和个人发展困境。
最后，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但毕业要求愈加严格，博士生延毕和清退现象非常普遍。实行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机制，一方面可以降低培养单位的博士生延毕率和清退率，提高人才培养质效；另一方面也能促使培养单位反思、总结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持续促进博士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分流退出的结果也能督促导师做好“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从实施情况看，目前多数培养单位采用“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方式；在内容上多采用笔试、专家组面试、研究报告等形式；而在考核结果方面，从出台的规定、制度看，基本上对考核不合格者采取退学、分流为硕士等举措，且一些培养单位对于不合格者的比例有明确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培养单位或具体院系、学科存在“有考核”，但“零分流”的情况。
问题二：你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实行博士生分流制度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陈洪捷：最大阻碍是大学生的心理承受程度。院系、导师都要“面子”，因为综合考试没过就将学生淘汰，高校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会引发一些舆情事件。
有时，学生主动提出分流转为硕士，但是导师不同意放行，原因是学生读博士周期长，能够为导师的课题产出作出贡献。在导师将博士生视为科研劳动力的情况下，博士生的分流也面临来自导师的阻力。
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对接劳动力市场？这也是一个多年存在的老问题。如果学生因分流而无法继续攻读学业，就将面临找工作、落户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衔接是有难度的。如果一名学生在北京高校直博，中途被分流，那他是以本科生还是硕士生的身份毕业？他该怎么落户？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的制度框架。相关制度的改进不仅涉及教育系统，还涉及全国的人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难度很大。
李锋亮：分流制度目前单就制度的文本而言是闭环的，目前的堵点还在实施上，而之所以实施不通畅，主要是分流博士生的选择项不多。很多博士生认为如果自己不继续攻博，仅拿一个硕士学历将大大降低就业市场竞争力。因此，接下来的探索重点是增加被分流博士生的“多向选择”。
在这方面，建议增加硕士生的“双学位”，可以让被分流的博士生有机会拿到两个硕士学位，这样可能会增加博士生主动分流的动力。
彭湃：在不同情形下，博士生分流制度的阻碍不同。
具体而言，当被分流的博士生甘愿拿一个硕士学位毕业时，分流制度的障碍主要在于导师，因为这种做法会让导师“浪费”一个博士生招生名额。
反之，当学生自己不愿意被“分流”出去时，分流的障碍则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此类不具备读博能力的人顺利被分流。
刘贤伟：目前国内高校实施博士生分流制度的最大阻碍是相关制度规定的不完善。
其一，虽然许多高校制定了相关的机制，但对于各个层面在“分流退出”机制实施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很多高校、学院、学科乃至导师的认识都不太清晰。
其二，出于招生名额有限等各种原因，各方在实施相关制度时积极性和灵活性都较弱，“有考核”但“零分流”“零退出”的情况并不少见，制度往往流于形式。
其三，学生“退出”后缺乏相应政策或制度保障，“退出”被简单等同于“淘汰”和“自谋出路”，学生的权益和后续发展都无法得到保障。这无疑会导致相应制度在实施层面面临较多阻碍和隐患。
问题三：曾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高校的博士生分流制度过于强调“筛选”作用，而对博士生的“督促”作用重视不足，对此你是否赞同？
陈洪捷：并不赞同。目前的分流制度还是以“督促”作用为主，反而导致在“筛选”方面发挥的功能较为有限。
实际上，高校往往通过增设环节、加以控制等方式，在培养过程中提高博士生质量。至于督促、质量保障的作用是否发挥到位，从目前高校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双一流”大学还是“双非”大学，都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比如，开题之前有预开题、答辩之前有预答辩，推动学生重视各环节的“淘汰”作用，加强了质量控制。但是，过程培养只是保障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环节，仅靠这一方面发挥作用力量有限。
李锋亮：对此我并不认同。目前我就在从事相关管理工作，据我所知，相关制度是存在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博士生一般已经成年了，完全可以成为“理性人”，根据制度规定做出自身的规划，并为此负责。
包水梅：我赞同对分流制度的这种批评。分流制度不仅应是筛选不合格学生的工具，更应成为激励博士生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高校可以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调整方向，从而起到对学生学习和研究持续推动的作用。反之，如果单纯注重淘汰，忽略了过程中的引导和支持，可能会让学生感到压力过大，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人才培养的效果。
刘贤伟：与职场的“末位淘汰”截然不同，对尚处于教育阶段的博士生而言，“督促”理应成为分流退出制度的重要目标，也是高校和博士生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体现。然而，重“筛选”、轻“督促”现象的出现，也是当前分流制度尚存在诸多不足的情况下各培养责任主体博弈的结果。
分流制度应被看作是人才培养的一种过程性监督，这意味着高校对此要进行相应的投入和保障。然而，从高校、学院、学科管理的便利性和相应制度的制定难度而言，培养单位可能更倾向于在具体节点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从而导致分流退出最终以简单的刚性淘汰规定收场；从导师角度看，强调“筛选”功能可能是解决导生关系问题的“低成本”办法。
问题四：你认为当下推进博士生分流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洪捷：对于博士生分流所涉及的人事户籍管理制度，教育部门应和其他部门协同解决，否则分流很难推进。分流不意味着不管学生的出路，只有可选择体面的分流渠道，分流才不至于难做。而所谓“体面”，即要保障被分流学生的职业发展，使他们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也不至于寸步难行。比如，博士生被分流后，让他至少拿到硕士学位，按照硕士毕业生的流程到就业市场求职。
包水梅：当前高校推进博士生分流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标准化”和“透明化”的问题。分流制度的执行应有明确的评估标准、清晰的退出程序以及公平的考核机制，确保整个过程透明、公正。此外，分流后学生的心理疏导和发展规划支持也亟待加强，要避免学生因分流制度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和挫败感。
彭湃：在我看来，单纯讨论博士生分流工作本身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在目前的国情下，博士生分流制度更多是针对国内高校出现大批直博生，其中很多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完成学业时确立的一种补救举措。
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谈论博士生分流制度本身，不如认真探讨是否一定要推行本科毕业生直博制度，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刘贤伟：科学、客观、公正地设计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避免由于硬性的分流退出比例要求而造成不公平现象和恶性竞争，充分保障各方切身利益和发展需求。
其二，结合学院、学科发展和师资队伍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明确学院、学科、导师在分流工作中的权责利，强调分流工作的督促功能。
其三，制定多元化的考核细则和标准，鼓励学生追求创新，避免单纯强调论文数量、论文影响因子的导向。
其四，保障考核过程的公开、透明，保证考核结果的公信力以及学生申诉渠道畅通。
其五，在专业变换、培养层次转换、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做好制度保障。
问题五：面对各高校推进博士生分流制度的大趋势，对于目前正在读博或计划读博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陈洪捷：这个建议很矛盾。如今，盲目读博的人数在增加，他们自身没有明确的信念、动机，碍于工作不好找而去读博。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读博就要把它当回事，不能有“混几年”的心态。当内心的动机不强时，面对学业研究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学生甚至可能会陷入崩溃，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还有些学生觉得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读书比较轻松，以为读博也差不多。但事实上，博士阶段与本科、硕士阶段有着较大区别。一些学生对此估计不足，导致入学后压力巨大。有时候，学生自我判断准确与否、导师在考试和审核过程中是否恰当，这些因素都是无法完全保证的。在读博过程中，导师可能发现学生真的不适合读博，学生也可能发现自己不适合读博。目前，不管是哪种情况，都难有较好的分流制度加以解决，这就导致学生、导师考虑的都是怎么不出问题、怎么“放行”通过，勉强达到或使其达到最低标准拿到学位。由此，博士生培养质量也就难以提高。
李锋亮：在新形势下，博士生作为学习与研究的主体，要更积极地承担自身责任，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首先，博士生应学会自我评估，明确自身兴趣、优势和目标，并据此制定学业与职业规划，以及具体的学术与职业目标。这有助于他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研究和职业准备，并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其次，博士生应学会充分利用外部（学校、导师、同学等）提供的资源和支持，包括心理辅导、职业规划服务、学习与学术讨论小组等，以应对学业、学术和职业发展中的挑战。
最后，博士生应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合作，这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研究能力，还有助于他们建立专业网络。
此外，博士生参与导师或其他老师的科研项目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在科研工作中，可以培养博士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博士生也可以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和发现，这些成果可以转化为学术论文、专利或其他形式的学术产出。
当然，参与科研项目并非博士生培养中的必要部分。博士生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研能力提升方式。但无论如何，博士生都应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责任。
包水梅：对于正在读博的学生，建议他们积极面对分流制度，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学术道路，注重学术成果积累，同时提高适应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职业规划。
对于计划读博的学生，建议他们在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时务必谨慎，充分了解所选学科和学校的分流机制，确保自己具备足够的学术兴趣和内在动力以应对博士生涯中的挑战。博士生培养过程不仅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对个人毅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锤炼。
彭湃：以直博生为例，在直博之前，本科生应对自己的科研潜力、意愿、能力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读研究生和读本科生一样，仅仅是拿绩点、成绩好就行。一名学生在本科时是“学霸”，但在研究生阶段变成“学渣”的现象并不罕见。
要知道，读博需要知识创新，更需要失败时越挫越勇的勇气，同时还需要对所研究的东西保持长期的兴趣。这些都是一名博士生所需要具备的，却并不是任何一名学生都能具备的。我目前给校内本科生开设了一门公选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告诫学生不要盲目读硕、读博。
刘贤伟：第一，充分认识自我，明确读博动机。在申请博士前期，要提前进行充分的科研训练，了解所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充分了解相关政策与“中期考核”的内容与流程，同时向师兄、师姐借鉴经验，未雨绸缪。此外，要加强自我评估和规划，定期进行自我评估，明确自己的学术目标和职业规划。
第二，端正心态，不畏艰险，积极进行心理疏导。一方面要在现实中为自己“留好后路”，避免走进死胡同。比如，一旦明确自己不适合继续科研，就应及时掉转方向，重新出发。另一方面要有不畏艰难、一旦选择便不轻言放弃的品质。
第三，积极与导师沟通。无论是做出读博选择、咨询科研方向还是交流生涯发展，都需要与导师多沟通，而这种沟通要贯穿于读博的前中后期。在沟通中要明确提出自身诉求，建立和谐导生关系，探讨共同进步的可能。
第四，选择富有热情与潜力的研究方向。在选择读博前，要大量对比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际操作并阅读相关文献，确认自己对该领域的兴趣是否真实。同时，要考虑当前科研趋势与热点，积极选择与当前科研发展主流同步的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避免盲目跟风，因为热门领域不一定在未来仍然保持热度。
第五，要充分将课题组的氛围、导师的指导风格、实验室资源等因素纳入考虑，充分挖掘自身与课题的适配性。
来自：《中国科学报》(2024-10-29 第3版 大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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